应亮之好猫笔谈

注:这个笔谈是通过邮件完成,时间是2009年5月下旬,以下回答部分的文字为应亮所写。今年9月在平遥、10月在南京我又有两次和应亮相遇,陆续(和我或他人)有过一些问答,也用注的形式(斜体字)放在下面,这一部分凭记忆记录,未经应亮导演过目。

卫西谛片头,出现的“纪念我在四川的七年”,是否意味着你的下一部电影将离开自贡?我知道你的家在上海,为什么选择在自贡拍片多年?除了私人原因之外,拍片便利的原因,自贡给你的感受更多是中国的典型性中等城市,还是它的某种特性。

应亮:你不是第一个误会的,看来是我表述不好,问题在我啊。我的意思是:七年会痒一痒,是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所以纪念一下,总结一下。片子里有非常多我见过的人、经历过的场景以及朋友经历过的场景和说过的话等等,那些都是00年-07年这七年间四川给我的。现在09年了,已经是我的第9年了,又有了很多新的不同的经历和东西。

这部片子肯定不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部,《好猫》之后,我又拍了四部短片,剪辑出了三部,第四部发展成了一部长片的一个部分,现在我就刚刚拍摄完这部新的长片。

自贡是典型的不够好的二级城市,这座城市有非常值得炫耀的历史,而本地人并不在乎,孩子从小被父母教育:死也要死在外地。自贡边上就有不错的二级城市,比如宜宾、绵阳、泸州等等。而当代的自贡完全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没有支柱产业,大量人才外流等等。当今比较发达的行业,地上的是化工和房地产,地下的有高利贷和赌场。

而四川的特殊性又赋予了自贡很有趣的、很欢欣的一面,比如尽管大家都比较悲观、也没什么钱,但逍遥享乐依旧是生活的主流,吃着300元一月的低保每天打麻将的人是非常普遍的;再比如,自贡的贫富分化一样很严重,但因为城市不大,四川人的家族感又非常强,所以阶级性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假设我是身价上亿的房产老板,非但不会因为有个小舅子是街头擦鞋的而感到没面子,而且关系还会很好,经常在家族的聚会上喝酒等等。

——自贡这座城市包含了太多类似的悲观因素和欢欣因素,或者悲欣兼有的因素。而我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边缘些,从小并不喜欢上海那样的大地方,对自贡这种非中心地带反倒是挺满意的。虽然有时会比较孤独,但很自由。这种自由感、边缘感,一般会让初到自贡来的人感到特别兴奋和喜悦。

在平遥,我问应亮目前有没有打算在别的地方拍摄新片的计划,就好象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之前一直在工业城市瑟兰拍片,但当所表达的超越了地域性之后,他们也选择去别处拍摄。应亮回答没有打算,他还有好几个计划都是在自贡。

卫西谛好猫》的拍摄周期大概是多久,我记得你的上一部电影的成本在5、6万,这部我查资料好像接近10万?成本主要增加在何处,是外景么?还是演员?

应亮:《好猫》的拍摄是45天,对我来说是挺快的,30天的时候几乎拍完了所有的内容,只剩下四场有乐队出现的戏,那四场从准备到拍摄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好猫》的成本是10万,是我的一个纪录,而前几天刚完成的新长片的成本也只有4万5千元。《好猫》的钱主要花在了较多群众演员的报酬、较远的外景交通和乐队的拍摄方面。

我没有任何想破这个成本纪录的企图,可能再也不会拍比《好猫》更大的电影了,因为这次玩过了,就没必要重复了。

在很多地方,都有观众或同行向应亮发问,有没有可能在成本上更上一个规模,以让他的作品在技术层面上更上一个层次。应亮的体会是,目前的投资规模,让他感到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是独立创作最重要的。而大投资必然限制这种自由。

卫西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估计你也已经回答了多遍,我还是想问一下:这次怎么想到用“死亡金属音乐”?你怎么看自己电影里的超现实部分?除了歌手的出场之外,包括那个罗亮最后被刺的场景,以及那个巨大的佛头。

应亮:其实所谓的超现实,在我眼里都是现实的。比如那个佛头,那是彩灯灯组里的雕塑,在自贡是很容易看到的。我在拍《背鸭子》的时候花700元买来做了道具,观众还以为那是石头,现在好了,我在《好猫》里告诉观众:这个东西两个人就能抬上车,反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些现象真的很有趣。

自贡的经济相对低端,房地产也来得很晚,大约02、03年才开始的,但来得特别迅猛,一批新资本家从乡村、县城站了起来,原来的一线生意人,比如做电器的、贩服装的等等全部完蛋。当我看到自贡的街头忽然房产广告林立,上面写的都是类似“云顶豪宅”、“地标级府院”、“塞纳河畔”的时候,那种极致的疯狂、极致的现实(也是极致的超现实),深深地刺激了我。

我觉得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表达,于是想到了乐队。羔羊的葬礼是一支本土乐队,他们的歌是先于我的片子存在的。他们歌词,我很喜欢,都是关于鬼魅啊,死人啊的,那些鬼魅和死人都很痛苦,都想要超脱,想要离开死国,而这和我片子里的那些活人很类似,只是活人们想要离开的是活人的世界而已。

这支乐队现在已经解散了,我的这些朋友坚持了不少年,但最终还是不行,他们的结局也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生存和文化状态。

在平遥我曾问最后那个罗亮被刺的场景,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红色造型的那个空场地,是否经过剧组加工。应亮说是完全没有,那个场景是他看景时发现的。

卫西谛:剧情基本是根据罗亮这个人物的人际关系搭建的:老板、老板的副手、妻子、妻子的家人、父母、朋友等等……,是否有意识得形成网状?就人物关系来说,是你作品里最复杂的一部,有点社会全景式。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应亮:《好猫》的“企图”比较大,当时自贡环境的变化特别大,我身边10个人会有八个人与建筑、房产有关联(包括在工地上做工的),演员罗亮本人和这个人物也有非常多的相似处(按辈分,他是彭姗的外甥),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罗亮的背景。从这个人物入手,以房地产业为活动中心,带出一个自贡的社会图谱,这是我做剧本时的“企图”。

卫西谛:你很多次的运用画外或画外广播、电视的声音,几乎成为你的作品的一个有趣特征。对这种官方的、新闻播音员的声音,你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兴趣?或者说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性质。

应亮:这种广播是荒诞现实的一部分,而且已经荒诞到了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的“常态”了。

几次有国外观众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你用的广播与你拍的内容是反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感慨,因为我片子里的广播确实大多是反用的,比如说洪水来了,广播会说抢险多么多么有成绩,比如化工泄露了,广播会说已经没问题了,比如火炬传递了,广播会说传递很和谐等等。但目前我还没碰到一个中国观众说:哦,都是反的啊。可能是咱们身在其中的人都逆来顺受惯了。

卫西谛:你有着丰富的独立电影制作的经验,对业余演员的控制、真实场景的选取,以及光线和收音肯定都有很多心得。我想简单问一句,你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电影美学方向么?或者你自己会坚持往这个方向发展么?

应亮:我不清楚方向性的问题,只知道这种方式是不受工业的限制的,没有资本家管束的,没有政治审查的,是我喜欢的状态。

也谈不上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如果有一天对电影的追寻不能再给我今天的快乐,甚至给予我的是痛苦的话,我会放弃的。我愿意保持我与电影现在的这种“纯友谊”的伙伴关系,也是“纯业余”的关系。我也算不上个导演,只是拿DV拍些东西的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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