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照常生活

卖碟者

1.

应该是十来年前,我和小张每天都厮混在一起,从基斯洛夫斯基到岩井俊二之类,很多VCD我们都是一起看过来的。我们都有藏碟癖,好东西都想买一份留着。当时我也算在电力部门供职,买碟不是太大负担;小张手上拮据,不仅是文艺电影、唱片收的也多,当时看有很多拿着三五十张碟蹲路边卖的小贩,小张说要以碟养碟。于是借了几百块钱,拿了一个鞋盒,在我们常买碟的马台街批了几十张碟,就去草场门桥上试卖。从零售的地方批发来再到街边上卖,利薄可想而知,不过蹲上半个晚上,也能挣上一点,小张每回都折算成挣了几张碟,卖剩下的我们就抱回去看,因为想到明天可能要卖出去了,看得特别勤快。我和另一个朋友,常轮班在桥两头给他张望,那个时候城管好像还叫市容,也是看见卡车来马路上呼啦就跑一片。好在卖了好一阵,也没被逮住过,而且还有了回头客。小张永远蹲在草场门桥上第三个电线杆下,他旁边两个电线杆下面蹲的是一个卖膏糖的和卖坐垫的。

小半年以后小张不卖碟了,是因为终于有一天被警察逮到了。那天国庆节,生意正好,桥下望风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一辆警车开上桥直直地停在他面前。小张一向良民惯了,加上包里还有几张三级片,下意识拔腿就往桥下的小路里窜。后来小张说,这几个民警身体素质还是好的,跑了一路终于被两头堵住,被捋翻在地暴打了一顿。其中一个说,我们就想挑几张碟,你跑什么跑。然后被拷到警车上,一路拉到了派出所。据小张回忆,自己被拎到警车后排,前后都是铁栅栏,当时桥头围观群众无数,他手握铁栅栏,望着车窗外。小张说,这是多么熟悉的电影场景啊。

2.

约莫七年前,我有时去电影学院文学系办公室买碟。卖碟的人大概叫小李,最初是背双肩背进学校,而且很快掌握了各个老师的手机,一到新货就到各个宿舍楼里卖。电影学院师生按人均来说,大概是全国买碟量数一数二的,消费人群极其集中,小李很快摆脱了双肩背包,改坐面包车入场,然后从车上很麻利地跳下两个小工,抬着箱子进教学楼办公室卖。师生也有这个需求,也就开了方便之门。小李面对专业人士推销起碟来也是神采飞扬,和所有我爱去的碟店的老板一样,推销之余、总还不耻下问,电影史水平与日俱增。可是过不了多久,北京严打盗版,小李树大招风,被学院保安告密,被抓了进去。正值风头,当时判了有6年左右刑期,我记得消息甚至见了报,量刑之重令人诧异。

过了两年,被放出来,小李就跑到电影学院去,遇到文学系老师就说,自己要考个电影学院什么专业读读,卖了多年的电影,兴趣总是有的。说的时候有点意志消沉。不过这些到底是玩笑话,过不多久,他还是开小车进来卖碟,行事低调好多。后来,里面的老师跟我聊起这个人说,在坐牢前,他每回进来卖碟总是谈笑风生、还聊聊电影什么的;现在坐牢出来,像是换了个人,摆好碟就坐在一旁,默默等大家挑好算帐收钱。再也不谈起那些大师了。

3.

大概是三年前,我开始在小毛的店里买碟。总是有人问我在哪里买,我总是说在哪里哪里有家“小毛的店”,好多人找不见,因为门头小,外面又是卖盗版书,很难一眼看到。小毛做碟很有一套,按他的话讲,文艺片做的全。南京的小说家、名主持、书店老板,爱看艺术片都往他那里跑。如果老顾客,一进门,他就麻利地找好几摞,都是你有可能感兴趣的片子,供你挑。什么CC版新到的、欧洲大师重洗的、某大导演的新作、偏门的实验电影,他搞得很清楚。以前,他还经常问问我们这个导演怎么样之类的话,现在都是我问他,这个东欧导演是谁。如果有某张他推荐的碟你不拿,他就用诧异地语调反问:这个导演以前没出过、说是很厉害……意思就是你这样职业看电影的怎么能不收一张呢?虽然是典型的小生意人,不过他坐在小板凳上给人挑碟和介绍碟的时候,总是一副痴迷状。有次,他太太坐在门口差他做点事,他正给人推碟就很不乐意地说,我正在忙呢。毛太太满脸不屑说:哟,多大生意哦。小毛不说话,低头翻碟。

前一阵,小毛正式向我宣布,马上搬迁了,现在这地方难找,新地方打了碟架,有展示,方便顾客挑碟。而且盗版书也不卖了,书越来越不好做。我身边好多做出版的朋友一听这话,心里都凉了半截,早听说电影和图书同属夕阳产业,结果仍然是出版先走一步。当然新店还正式推出了蓝光业务,生产线上下来的,50一张。我问小毛,店是不是还叫“小毛的店”,小毛很高兴,得意洋洋地跟我说,名字起得很好。叫什么呢?叫新浪潮。

冷笑话两枚

1.

中午和岳父大人吃饭,泡泡和松子也在。岳父和松子大谈《潜伏》,说到结尾时无限唏嘘。我没看过,听了一知半解,大概就是孙红雷那个角和同做地下工作的老婆怎么就天各一方了吧。

然后引申到自家往事,岳父就提起解放前,他们家某个大姨夫,本来一家人和美团圆,有一天上街转悠转悠,就被国民党抓壮丁呼啦就抓走了,一下子夫妻分离,很后来才知道到了台湾。

问:这个大姨夫兵荒马乱上街干去嘛。

岳父满脸惋惜说:他就是要做晚饭,出去打酱油的!

2.

下午遇到某个小朋友,说了个事。说出版单位里的一位老同志虽然一直用QQ接受稿件、传图什么的,但一直不知道QQ可以乱搜美眉搭讪调情。在年轻同事的提示下,他终于也尝试了一把在线泡妞。

结果聊了几句对方妞觉得无趣,就说:对不起,我要下了。老同志有点急,就追着问:那你的电话号码能留给我吗。

对方妞不理他,啪啪啪打了个:886。

老同志一看怎么只有三个数字,问:那总机多少呢?

在哥廷根

(哥廷根地标圣雅克教堂之顶)

1.

6月1日,我和泡泡从南京到法兰克福,飞行时间十一个小时。中途过西伯利亚,看到一朵一朵的云孤独地漂浮在空中。坐在舷窗旁往下望去,可以看到无垠的空旷土地上,一个一个清晰的深色区域,那是云朵在陆地上的投影。之后就是欧洲大陆的上空了。到达法兰克福,闵志荣同学来接机,然后匆忙赶往哥廷根,火车路程两小时,两边是田园风光,当地时间是晚上9时,这里正是夕阳西照的时候,金黄色的光线投射在绿色坡地上的片片红顶房屋。四十天的中欧旅程开始了。

这次游荡欧洲,缘起是歌德学院的孙艺同学,邀请我去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做为期一个月的交流。说实话最初听到“哥廷根”几个字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出过四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大学城。倒是孙艺在我临出发前,识破我误以为这是一个“小镇”的想法,向我反复强调“这真的是一座城市呀”。后来我在哥廷根参加一次公众活动,面对台下的当地民众回答“当您收到来自哥廷根的邀请时作何感想”的问题时,我只好坦白说:我一直以为我第一个所到的欧洲城市可能是巴黎、罗马或者柏林,从来没有想到是哥廷根。德国人都善意地笑了。后来,一个中国留学生跟我说了个笑话,说她到哥廷根留学两年了,邻居家的阿姨碰到她妈还问:你女儿从阿根廷回来了么?

但是所有在哥廷根住过的人都会说:这里很好。我也不例外。这四十天,我在欧洲走马观花式地去了二十个大小城市,总有朋友问我哪里最好玩,好玩的地方很多,但要说到哪里最舒服,那就是哥廷根。对于旅游者来说,哥廷根不算很好的去处:它没有周边同样规模的策勒(celle)、高斯拉(goslar),或者卡塞尔(kassel)漂亮;也没有同是大学城的海德堡(heidelburg)古老;当然也没有更大一些的城市那么繁华或气派。因为在访问期间是常住在哥廷根,所以去别的城市转几天就回哥廷根,每回一下到火车月台,大概就能感觉到人群当中的友善、亲切和洋溢着的年轻气息,让我们感到非常舒适。尽管这有可能是我们习惯了这里,但那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并非因此。

2.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离哥廷根市区半小时车程的山上旅店居住。说是山上,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聚集的街区。哥廷根城里的人本来就少,这里的人更少。早晚出门散步,路上也无行人,偶尔走过一位,都是从当地唯一一家小超市购物回来,或者牵条大狗出去遛达的。我们在四周坡道漫步,走不出多远,就是成片的油菜地。虽然进城要坐十来站的巴士,不过因为这里的公车每站都有固定时刻,所以倒也没有什么不便。虽然这一个月这路车坐了不下数十次,但下山时的美景从未看厌,路上车会转过一个弯来,左手山间草地有马儿放牧,右手山脚下是一片城市的屋顶。

为了让我们对哥廷根有所认识,哥廷根大学的老师Irmy Schweiger(她顶着一头火爆的金黄卷发,会说略带京腔的中国话)安排了一位越南女生带我们走了一遍老城区。哥廷根的老城区非常小,被一道古老朴素的城墙包围,粗略的走一遍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就可以遍览全城,重要的建筑和广场都可以走到。城里汽车不多,到处可见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以前我总是可笑地想像欧洲人少有骑自行车的,其实在欧洲大小城市几乎都设有专门自行车道,尤其是这种大学城骑车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而在12万人口中,除了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之外,一大半人都在为大学或相关机构工作。这种人口结构的单纯,使得整个城市,无论你走到哪条街、走进哪个店都能感觉到西方人礼貌之外特别的一种亲善感。

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并不在哥廷根城的哪里。整个哥廷根城到处都有大学的机构和部门,所以大学生也无所不在:街边的草坪上、市政厅前的广场上、街边的酒吧里,到处都有年轻人的面孔。在这里小住上一阵时间,就能感受到西方这种“没有校门和围墙”的大学传统。我去进行交流的教学楼隶属德语系,Irmy Schweiger介绍说,这是由一座古老的医院改建成,黄黑两色的砖墙显得非常典雅。在我观察中,这里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非常平等,而上课也显得很自由轻松。我设定的交流内容是中国独立电影现况,带去放映的影片有应亮导演的《好猫》、于光义的作品《木帮》、张亚璇和奥了的作品《前门前》、欧宁和曹斐的作品《三元里》,以及蒋志的短片《空笼》,蒙这几位作者给予支持。大概由于是我主讲的课是额外的交流课程,且大量时间是放电影,感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课外活动,老师甚至还沏好咖啡、拿好饼干放在一旁的桌上,放映后的讨论也毫无拘束。除了Schweiger老师的中、德两国的学生之外,每次还有一两位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德国教师也来旁听。

3.

我们陆续在哥廷根住的天数,不过20来天,除了上课、去Irmy 家中做客、在食堂和学生一起用午餐之类外倒也见识了不少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和文艺老年的活动。某天,我们被Irmy叫去一家叫卢米埃尔的艺术电影院(条件不如798的伊比利亚或云之南的图书馆),看一个德国独立女导演拍的中国中产阶级生活,电影不怎么样,Irmy也有点失落,之后就带我们去文学艺术中心的一个派对,她从事戏剧的丈夫正在那里。这里的气氛依稀在北京的某些场合见过,有什么导演、诗人和记者,但是文艺女青年换成了一堆漂亮的洋妞,个个点着烟或者拿着啤酒瓶(不知道说什么,都是德语)。在北京的这种场合上,也总是有几个外国人杵在那里,现在我和泡泡成了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吸着哥廷根夜晚的空气。阳台周围是葡萄藤,据说秋天的时候,站在那里伸手就可以采着吃。文学艺术中心的主人豪克去年来南京,和我们大谈南京有多热,在五台山大操场疯狂跑步被人围观什么的。派对一直到午夜过后,我们离去尚未结束,看人们仍然是意犹未尽的样子。

在这座“开放的大学”,更为有趣的是大学之外的公众活动。我的交流活动有一项内容是我和柏林来的年轻女作家诺瓦·波松的朗读和对谈。活动特地安排在某个晚上,离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一个艺术村的教堂中进行。当天下午天气骤然变冷,还时不时地下一阵雨,而此地也很难找,我很是以为晚间的活动并不会有多少公众前来。没想到时间一过六点来了许多人,文艺老年为主,穿戴齐整,男士们气宇轩昂、老太太打扮得都艺术派头十足,感觉就像一个大派对。而在我们的“表演”之后,又有两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上去念了自己创作的诗,足有半钟头,腔调很怪,大家听得也聚精会神。然后大家被带到一个大屋子里看了一个投影画展,作者居然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把显微镜下看到的原子世界作成画,配上维瓦尔第的音乐,反响照样热烈。这种活动在这里并非偶尔有之,而是时常有,有闲的人们聚拢来,谈谈艺术什么的,自娱自乐,又很当回事情。这种感觉还真不错。(有一个在此地普朗克研究所实习的学生知道我的活动之后,特地约了朋友坐了半个多小时公车前来,结果这路公车一小时一班,错过一班又等一班,弄到很晚才赶到教堂来,活动过后竟然拿出一本我在五年前出的《电影+2003》请我签名,搞得我惊喜交加,之后和他聊得也很开心)。

4.

话说回哥廷根。当然如果你只把哥廷根当作德国旅游路线“童话之路”上的一站,匆匆而过,可能直奔市中心最著名的那个“挽鹅女孩”的雕塑去,不过那多少会有点失望。因为她实在太小、太不起眼了,而且在她的基座水池的边沿无时无刻不坐满了和啤酒、闲聊的学生。于是这个女孩就更有被淹没在人群中的感觉。我看到一篇台湾留学生写的文章,说当年哥廷根城征集标志物时,民众特意选了“鹅”作为象征物,大概是因为最初这里养鹅的人家非常多,同时又强调本城的低调朴素,所以这个“挽鹅女孩”也显得朴实无华。不过每年这个女孩被亲吻的次数非常多,以致哥廷根对此雕像有过75年的禁吻令,废除之后当这里的博士毕业时,都会依循传统,攀爬上去,亲她一口。平时在雕像基座的水池边沿上总是坐满了年轻人。

哥廷根名人无数,所以走着走着可能就会看到一些雕像。数学家高斯、铁血宰相俾斯麦、诗人海涅、格林兄弟、胡塞尔、叔本华、韦伯、哈贝马斯还有前不久离世的季羡林先生,都曾在这里驻留过。不过走在哥廷根从不会有被这种光荣历史震慑到。相反你得到的印象可能全部来自:年轻人的自在和活力。在老市政厅广场,可以见到很多并无恶意的、喝着啤酒的摇滚青年;在学校外面的草坪上,也可以看到一些裸着身体,大晒日光浴的漂亮女孩。

如果厌倦了外面的世界,一头钻进老城区东北角的植物园,那简直像来到另一个世界。这个幽静的植物园隶属学校的生物系,是我平日散步最喜欢去的地方,从德语系到市中心,很喜欢走过植物园中间兜兜转转的小径。我并未了解过这里到底种植了多少种植物,不过看到从我们中国的狗尾巴草,到绚丽的美洲花朵,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在大多数时候,植物园中的几个温室都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和巨大的热带植物亲近。在植物园边上,有两排小池塘,种植者世界各地的小型的水中植物。我经常看到大学生在这里享受宁静,有在百年老树下面的石凳上读书和午餐的,也有少年男女在花丛间小径旁的长椅上恋爱亲吻的,而我也曾在来自亚洲的荷花池塘旁小坐,看荷叶上面的小青蛙蹦来跳去。

在欧洲,作为中国旅人,你可能总会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不过在哥廷根我们从没有感到过自己是异乡客的感觉。这大概是因为,到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包容度很大。1965年,一位叫芭芭拉的法国女生在哥廷根时,写了一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名字就叫《哥廷根》(Gottingen),写作的地方就在我去过的卢米埃尔电影院后面的小楼上。今年由萝拉·费比安(Lara Fabian)重新演绎了一个好听的版本。最早让我知道这首歌的严潇潇同学,告诉我歌里有一句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哪里的孩子都一样,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哥廷根。

(向 Irmy,和南大的闵志荣、顾苏、离离等几位同学,以及双志、王怡 致谢)

【待续】

两个不同版本Gottingen收听网页(第二个非芭芭拉原版)

偶尔转行

偶尔转行,做了一回书籍装帧。我们的工作室叫纸皮儿,成员四位:老杜、小瑞、泡泡和我。这是我们第一个作品。这本书是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俗称“故园风雨后”,有经典的电视剧版,也有时髦的电影版。这本书是译林出版社2009年的精装再版。(拍得匆忙技术烂,纸质实物效果甚好。估计月余上架,到时外面会裹宣传腰封。)

苗炜: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

乔纳森:伊夫林·沃触电

迈克:故园风雨

(图1:外封)

(图2:内封)

(图3:封底的字)

(图4:整体)

红色推土机

上个礼拜,在南京的光一小剧场看了一场周云蓬谈唱会。之前我们在上海,坐当天下午的火车回来,也不知这谈唱会是作甚,下了火车就直杀到门口,先买了一张叫《红色推土机》的唱片。而后才知道是次公益活动,这张唱片是为盲童购买一些乐器、阅读器而募捐而作。主持人吴继宏说她是平生第一次干和慈善沾边的事儿。本来安排是她和周云蓬对谈,结果开了个场之后她就莫名消失了。搞得老周一个人在台上很孤零的样子,直问场下观众,还有什么问题嘛。一大半人都回答,再唱一首什么歌吧。老周其实是有那种云淡风清的幽默,大家笑得很愉悦,但毕竟单口相声演员,有点坐立不安,找不出更多话,也只好多唱了几首歌。

《买房子和卖房子》开始,《永隔一江水》结束。中间也唱了《九月》,和第一次听到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老周唱杜甫的诗很搭腔调,唱完让人意犹未尽。后来他讲这是杜甫最快乐的一首诗。其实以前听老周唱现实批判的歌,觉得好,也是因为它绝不苦大仇深,个中混有苦涩的幽默与自在的洒脱。

中间有苏阳来赶场,直落三曲,唱到《凤凰》,觉得好听得不行,秦腔加一把吉它,音高亢,情却无比低回。像是唱到人的胸腔里去。现场还听到了他在《红色推土机》里收的《毛毛细雨里捂蚂蚱》,唱到“新维哈(新交下)的朋友就难搭个话,我看你哟,啊呲咪咪笑呀着……”,歌声里那种沉默憨厚的笑容真是如画。周云蓬应老驹的点播,也翻唱了一首童谣《月亮粑粑》极为好听,《红色推土机》里也有。

回去以后,连听了几天这个唱片,好听。周云蓬一直在台上讲,真喜欢听再买,仅仅是为了做个善事不值当。不过这张唱片真的好听,制作印刷也精良。除了上面讲到的,一听再听的是白水和白水妈妈的那首《螃蟹歌》,以前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各个地方还有这么多有趣的童谣。与人乐队的《三个螃蟹》也很好玩,我觉得像是模拟各种牙牙学语的声音做了一曲实验。

那天,我也意外得见到了一起来的绿妖,好早以前在北京见过两面,算上网上相识也有十载。晓冬听说有谈唱会,特意跟着我们从上海赶到南京,要和老周谈出版诗集的事宜。后来,一行人被老驹带到老远的排挡宵夜,当晚天气凉爽,周云蓬喝了点黄酒,谈笑风生。他讲有一次听电视里主持人在赈灾晚会上大声讲干部们在地震时“——让孩子们先走!”,他说自己心里咯噔一下。总之,他那天心情不错。今天正好看到他在豆瓣上写了一节文字,说很喜欢南京,看得很开心:

  • 南京市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黄酒。最好的是玄武湖靠近古城墙一代。还有鸡鸣寺。是一个可以走路呼吸新鲜空气的城市。比成都更明亮开阔,比杭州更平易近人,比厦门更有古意。钟山有那么多古树,大人物争先恐后的往那里埋,我还去看了汪精卫的坟墓,在梅花山上,他是最简朴清廉的政治家。真真是:城外都是土馒头,城里都是馒头馅。我要去南京租房子,等我再考察一下其他的候选城市。另外,最后一晚,还看了江苏昆曲团表演的昆曲,卖油郎独占花魁。感谢南京那几天的天气,凉爽微雨。唱片40个,全卖完了,去了盲童学校,和一个小朋友合作了一手四季歌,他吹树笛,之前还很忧虑的说,恐怕和不上,他忘了四季歌咱也是很熟的。

lie to me

《24小时》看到10集之后,明显比之前要有紧张感,追看的后果就是,中间的一周空档显得太长,毕竟不能每天看伟大的经典、缓慢的艺术电影。为了填空,试过几个新剧目,都不太灵光,怕占用硬盘空间和观看时间,都是下完就删。《lie to me》好像是从和菜头老师那里最先发现的,目前第一季播到第九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可以尝试着看看。最初吸引我的,当然是题材:测谎专家可以通过人的“微表情”,少于一秒的脸部局部表情(以及肢体语言),读解到人的情绪,判断他或她是否撒谎。第二点,这个测谎专家的扮演者,是提姆·罗斯(最著名的角色是《海上钢琴师》)。尽管他在这个剧集里演的教授,也过于吊儿郎当的,不过他就是这副腔调,就是比昆汀电影里要老许多了。这个人物原型据说是明星测谎专家Paul Ekman,这位先生的著作最近在三联的新知文库里出现,名为《说谎——揭穿商界、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

根据经验,大部分说谎一般是出于自我保护,尤其是瞬间发生的谎言。当你突然需要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最容易说谎。据这个电视剧说,普通人平均10分钟就会说一次谎,不知道是不是危言耸听,不过我相信谎言是极其容易产生的。《lie to me》的剧情极其难编,一集两个测谎案例,起初几集焦点在测谎技术,什么是典型的羞愧、典型的恐惧、典型的轻蔑,配以特写镜头,并插入公众人物的新闻画面做佐证,比如比尔说我没跟莱温斯基睡过之类。大概第五集以后,这种手法没法翻新了,力气主要花在剧情上,结果测谎专家转型为撒谎专家,为了获得真相屡屡欺骗疑犯。

尽管不可能像《24》那样揪心抓人,但《lie to me》也算好看。只是我们都一致认为这个戏编不了多久,观众一旦腻烦测谎套路,很难再往下追看。系列剧有系列剧的高难度,另外测谎专家的过于所向无敌、火眼金睛,导致悬念有所下降,我多么期待这个剧里面有一个反测谎专家的老怪出现,一个重量级的老戏骨来演。尽管如此,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很好玩,他说看过《lie to me》,他发现看明星访谈更有趣了,因为明星会用一些标志性的的表情来撒谎(受过表演训练之后表情也许更统一),比如:我真的从没和谁有过关系,我最喜欢读什么名著,我很喜欢某某导演的作品,和某某合作最愉快之类的……

lie to me。

《朗读者》读后感

(这篇文字大概写于三年前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前不久重看了一遍有些感觉上的变化,稍后贴一个关于电影与小说的小比较。)

读到一本好书的感受,有一个词简练而准确,就是“掩卷沉思”。就像看完一场好电影,走出影院,心仍停留在银幕上的某个场景;又或者听完一张唱片,关掉机器,依然余音缭绕一样。合上《朗读者》就是这种感受。当然我没有一夜就把它读完,因为它涉及的两个层面对于我来说多少是有个“隔”的——15岁少年与36岁女人之间的性爱;以及战后对纳粹的审判。这两个层面释放开来都很复杂,更何况,它们在小说中被紧紧纠缠在一起。但是我还是很快将它读完了,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文风不华丽、不卖弄,笔触冷静、结构简单,这使《朗读者》庄重却毫不晦涩,严肃又直指人心。《朗读者》的三部分其实分别是三个谜:都是关于那个女主人公、纳粹女看守汉娜的——她的身份之谜、她的认罪之谜、她的自杀之谜,这无疑吸引我们这些异国读者能走进情节去。写侦探小说出生的作者将这些谜一个一个解开,但带给读者并非“恍然大悟”、却是“掩卷沉思”。

《朗读者》是本复杂的小说,我相信读完它的每个人对它的“沉思”也是复杂的,这起码包含理性与感性两面。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与个人、情欲与道德、爱与罪的小说,这些东西统统被压在小说叙述者、主人公米夏的身上,当这些东西无法抛弃、无法剥离、无法逃避的时候,它带来的感动无疑也是相当沉重的。现在有一个词常被引用,叫“历史的人质”。而《朗读者》告诉我们,这个词汇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尤其是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父母和爱人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虽然我说这本书的两个层面和我这个“异国读者”有些“隔”,但是类似的历史、类似的境遇,在我们这个“异国”绝非没有,然而我们这里似乎缺乏这样“直面历史”的作品,甚至在近来的影视和图书里,仅仅剩下一些“怀恋”了。如果这本书仍能关乎我们自己的话,大概就是这点感慨和惋惜。

在《朗读者》的谜中,无疑汉娜的认罪之谜最令人费解。一个女人在战争期间放弃自己安定的生活、入伍做了集中营女看守;继而又在审判期间放弃自己辩护的权益、宁愿认罪被判无期徒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要掩盖自己是文盲,不认识字而已!施林克用这个多少有些奇崛的故事文本,告诉我们虽然罪行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对于犯罪者是无法简单判定的。对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朗读者》做出了这样一种值得警醒的反思。而在这部小说的后两部分,我们接触到最多的词汇,是“麻木”二字,在汉娜一案中:审判者是麻木的;旁听者是麻木的;甚至证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麻木的。反而倒只有汉娜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表现出丰富的性格:时而倔犟、时而骄傲、甚至有些天真——尤其是她反问法官(只有职业表情的人)“换了您会怎么做呢?”,这无疑是对自认是无罪的人、自认是正义者的拷问。在我看来,这句拷问,就是《朗读者》的核心。

当然,任何一种简单读解《朗读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它本身的多义,是它的吸引力之一。我相信每一个读它的人掩卷之后的沉思都将是不同的,实际上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和读者个人的历史应该是有相当联系的。但是在“爱情”这个层面上的感动,普天下都有着同一性。《朗读者》写的爱情,毫不讳言是包裹着情欲的,是关乎身体的——尤其是汉娜的气味,令米夏一生都想在别的女人身上“重逢”;当然他们之间的爱还有“神圣的”仪式,那就是朗读,在做爱之后,米夏照例要给汉娜读书,各种名著,甚至在汉娜入狱之后。虽然“朗读”对于汉娜的意味极为复杂,但这无疑是这段爱情在米夏心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据说,《朗读者》要被拍成电影,其实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肯定在心中对汉娜已经有许多形象的投射。按米夏的话来说“她有很多写照”:比如在厨房拉上长筒袜、骑着车奔驰时裙边在车子带起的风中佩服、站在书架前手指滑过书脊,等等。这是这本小说最感性的地方,在初恋结束之后,对那些“写照”的怀念——尤其是对于有“负罪感”的恋人来说,那些在分离之后,那些画面、那些气味、那些场景、那些话语,当你在心头又和它们不期而遇的时候,无疑会令魂魄为之一颤。或许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的情感令读者“魂魄为之一颤”,从而更加深了对这本小说政治性的反思。(by 卫西谛)

看了两出戏

星期一看电影的唯一好处,就是人少。看热闹的电影,电影院人挤着人,很有气氛;看寡淡的电影,在空荡荡的地方,也很有气氛。于是,上午看了一场岸西的《亲密》,下午看了一场贾樟柯的《24城记》,本想中午再看场《刺杀希特勒》,可惜只有中文版,口碑也不好,所以放弃了。在电影院里坐上一天,是很幸福的事,不管是看什么,闷着也好、睡着也好,心思却是最为轻松的,因为总能找到点与世隔绝的意思。

看《亲密》的时候,因为前排坐着一溜四、五十岁的女同志,声音颇大,我就选了远远的后排就坐。电影怎么样就不谈了,我给某个商业媒体写了一篇稿子说“岸西不说我爱你”,大致就是说岸西作品里的爱情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但显然她的意图和表达之间的距离还挺远。因为电影是由8场倒叙组成,前面那帮妇女,每到字幕打出,“1个月前”、“3个月前”,就会一片惊异声。开始她们还大声喧哗讨论,后来就鸦雀无声了,我感觉她们已经崩溃,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实在不明白这个戏拍了些什么。我当时挺喜欢一场戏,是林嘉欣在八号风球下,大风大雨。倒不是影像怎么样,是音响效果特别好。尤其是密集的雨声打在出租车上,仿佛就在身边,自己被大雨围着。想到外面天还挺晴朗的,但在这个密闭的黑空间里,却能享受到这么大风雨声。后来查了点资讯,才知道这场戏最初是杜琪峰的想法。

看《24城记》时只有我一个人。虽说我常在白天去看电影,人真的很少,但一个偌大的电影厅被自己独自占据,还是很少的。更何况大银幕上永远是访谈。那种感觉,有点像一个人在家看电视节目。可是电视又被放大了无数倍。反正感觉很怪异。在形式上,我个人是觉得不够朴素,过于刻意了;在内容上来说,还是有些意义的,我知道贾樟柯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人访谈,所以从中选择编写而成的材料还是有价值的。就我的个人体会,这部电影里的表演,对访谈的模仿,不如真实的访谈给人的触动大。如果要谈到虚构和纪录之间的交汇,那么阿巴斯的《特写》我最喜欢。不过也许是托这个空间的福,空荡荡的厂房和空荡荡的影院两相呼应,倒让我能沉浸在这个片子里。

读卡佛

前一阵子,我花了十天左右的时光,读完了《大教堂》,卡佛的短篇小说集。译林版本一共十一篇,差不多是每天一篇的速度。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我完成了工作,会坐在舒适的椅子上,花个半小时左右,读完站起来在窗前看一会对面的楼房,天差不多也就暗了。故事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无非去同事家吃饭,冰箱坏了,在酒吧被人呛声,孩子没有人照料,还有不得不搬家。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从此以后今天不再是昨天,明天回不到今天,日子仿佛不得不重新再来。起初,我是听从朋友的劝告,说太绝望了,别连续看完。我读完任何一篇都没觉得绝望,只觉得这就是生活嘛,不然怎么样呢。于是我审视一下自己,也许我就是天生悲观的人,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下场。当然,我也不是那样的人,看完说,比起故事里的那些人,我们过得好像还不错嘛。我不能把卡佛的人物看作某种生活标本,他们是活生生的,无论是在故事里,还是我们周围。

第一天的下午,我开始读《羽毛》,一对夫妇去同事家做客,他们是第一次去,也是唯一一次去,他们看到了同事家养的怪鸟和一个丑陋的婴儿,回到自己家以后,他们疯狂地做爱,然后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看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可是就跟那对夫妇永远无法忘记那次晚餐的情形一样,我也无法忘记这个故事。卡佛总是在密实的口语、短句的陈述之外,赋予故事一段空白的意境。还时不时夹杂着诸如此类的句子:“他边说边把那东西放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是那种做成天鹅模样的玻璃烟灰缸。我点了烟,把火柴扔到天鹅背上开的口子里,看着一缕细烟从天鹅身子里飘出来。”遭遇这样的句子时,我不得不停一会或回过头去体会这其中的、细若游丝一样的诗意。

后来我读到《保鲜》。第一页就把我吓到了。一个男人失业之后,仿佛丧失了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沙发上,“好像他就住在那里似的”。他的妻子发现他总是在看一本厚书,叫《历史谜团》,很认真地在看,可是后来她发现,他的阅读永远停留在那几页上。有一回趁他不在,她翻开他看的地方,读到的是:荷兰发现一具埋在泥沼里两千多年的男尸。还配了照片。——还配了照片呢。这大概就是卡佛说的生活里的不寒而栗吧。当然这篇小说后来写到他们家的冰箱坏了,食物纷纷解冻,这对夫妇仿佛面对人生的深渊。我完全理解那种困境,甚至完全理解他们的心境。完全理解。是因为卡佛写得太准确了,他选择的细节、他描写的动作、他说出的对话。所以当这个故事结束时,桌上有一汪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滴到地上的油毡子上时。这个情节好像让人不明所以,但是你在心里可以听到那个水滴、滴滴答答的声音,越来越响、不绝于耳。

我很喜欢的两则小说是《瑟夫的房子》和《马笼头》,都是讲人的流离失所,他们不得不搬走、重新上路的事。看到《马笼头》里那家不幸的人家默默把东西装好,被迫再次上路时,眼眶都要湿了。这还没完。卡佛让房东发现了这家人没有带走的一样物件。深色皮革做的马笼头,是放在马嘴里的,这样缰绳从马头那里过来,勒在手里,拽哪边,马就会往哪边转向。这东西又重又凉。卡佛这样写最后两句话:要是你不得不把这东西咬在牙齿之间,我猜你就会马上明白了。当你感觉到它拉动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时候到了,你会知道,你要去某个地方了。卡佛不常写这样的句子,他是不常发感慨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卡佛专家们说的、晚年卡佛的柔软之处。这两句话可以是说给所有卡佛的人物听的,也许也是说给卡佛自己听的。我们常常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何去何从,可是真的不需要知道——当它拉动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时候到了,你会知道。

我无法对《大教堂》这篇用以命名本书的同名小说下什么样的判断。卡佛的文字已经极其自如,按照他的话叫慷慨,真跟现实里说事一样,可是就是那么有味道。当然,最后升华了,还是在一个盲人感化和引导下。一个盲人。我或许也有那么一点被感化和引导了。当然我也理解于晓丹所说的遗憾,倘若相比那些“让人脊梁骨发凉的”作品,这么那么暖色、那么道德,是会让卡佛迷有一点“不自在”。我的另一个理解是,那点升华是很自然而然的,毕竟晚期卡佛生活处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是发乎于心地变得积极了起来。

之后我找出了罗伯特·阿尔特曼根据卡佛的9个短篇和1首诗改编而成的《Short Cuts》。卡佛的文字如此简洁、又如此诗意,用镜头怎么翻拍出来。或许阿尔特曼是最合适的改编者,尽管我比较原著,仍然觉得电影还是显得干涩一些。阿尔特曼构建影片的模式,是蜂巢式的,把各个故事中的人物想像成有彼此的关联。但是好在他们之间没有戏剧作用,他们的命运没有相互影响,所以又可以保持卡佛各个小说的独立性。这是阿尔特曼的节制。《大教堂》里有两篇小说被收入《Short Cuts》,比较完整被运用的是《好事一小件》。描写一对夫妇的唯一的孩子遭遇车祸的故事。阿尔特曼在这个故事里,加入了一个人物,就是丈夫的父亲。原小说的心理描写实在太厉害了,尽管阿尔特曼以推拉镜头来表现人的情绪的技巧是如此之娴熟,但也不得不增加故事的复杂性来强化这对夫妇的处境。这是阿尔特曼的能力。

朋友跟我谈了一句,说萨姆·门德斯拍《美国美人》、拍《革命之路》,主题也相近,只是门德斯拍中产阶级,卡佛写底层社会。我的体会是,写中产阶级的可以极其戏剧性,写底层人物的却会尽量消除戏剧性,也许是因为普通人身上罕见有大起大落,也无所谓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阿尔特曼拍《Short Cuts》,我觉得还是把人物的身份提升了一些,当然时代和地点也不同了。无论如何,电影里唱了一首歌。大概是这位大导演所理解的卡佛吧,歌里唱的大意是:“我们都是生活的囚徒。”

预测奥斯卡

奥斯卡中午的时候完了。

近两三年已经很少看奥斯卡直播或者转播了。今天上午听说新浪有播,闲着连上去看,周黎明老师和毕成功同学中间夹个洪晃女士正在讲评。还是挺有意思的,讲了好一些美国新片幕后的事,都是我不知道的,尤其是一些新技术什么的,我陆陆续续还真看了一段时间。不过一会我发现《多桑》下载完了,就断线了,端坐着看吴念真的电影去了。我好像已经过了节奖热潮期。奥斯卡固然蛮无聊的,甚至连戛纳好像也逐渐引不起我的兴趣来。它们对电影业、电影届当然很重要。我暂时不在这个业和这个届之中,更不在美国,所以不关心这个。再说,电影获奖与否好像也改变不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就当节奖是一个了解某部电影存在的信息管道。

记得十余年前,报纸刚有电影专版的时候,我也整版的胡写奥斯卡预测。奥斯卡季是编辑和撰稿人最欢迎的时候,现成的选题、万无一失的选题,可以做好多版面。有多少片子、多少明星好讲,预测就能测上三五期。好玩的是,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提名影片不多,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大都是下半年放,盗版也得等海那边发行了正版录像带才看得到。不像现在随便电驴一下,可以看到该片送评用的版本,清晰酷似VCD时代的“大碟版”。所以,那时候预测都是做数学题。给各个奖项的候选者开出百分比,然后给出各种算式。比如,实力是基本分。还有各种附加值:比如题材,像《米尔克》这种同性恋题材就会减分;又比如朗·霍华德这种导演得过奖就会减分;再比如演员扮演老弱病残孕就会加分;劳苦功高的巨星没获过奖的也有加分。诸如此类。没看过电影嘛,只好瞎掰。——好像现在好多媒体还用这种传统算法。我算术不好,又不上赶着看美国片,所以后来就不敢乱测了。好多年了。

台湾小说家侯文咏写过一个小小说。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因眼疾住院,全岛媒体都去采访,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谁都不肯开口,好容易有位医生出来愿意接受采访,并且滔滔不绝把领导人眼疾的每个细节都分析的具体精辟。记者们满足之余问,您是眼科医师么;对方答,我是心脏科的;记者困惑的问,那您怎么知道这么仔细;对方答,我今早看你们报纸写的啊。顿时,所有记者作鸟兽散。

每年到奥斯卡颁奖快到的时候,我会接到很多媒体的来电和来信,要求我预测、分析、评价本届奥斯卡。我很想说不关心这个。但说多了好像假清高一样,怎么着,看不起美国电影似的。不是,真没研究,不敢乱说。也有执着的记者朋友,真得要问,那我也多少说点。老实的说,哪个看过,哪个好看,我喜欢哪个家伙。有时候也会被逼着瞎说,没看过的也瞎说。既然大家把奥斯卡当个集体娱乐,也没必要像应高考试那样小心答题。我就想像自己是那个心脏科大夫,叭啦叭啦说一通。

当然,说完没有人问我,这些预测意见怎么来的——我都是网上看别人怎么说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