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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的秘密

黎小锋、贾恺的这部纪录片,曾经在南京的独立影展(以及各种观影活动中)上有过放映,最近很多人得益于DVD的广泛流传,可以一睹这部非常好看的作品。这部纪录片拍的就是普通人、身边事,而且毫不沉闷、毫不高深,生动、充满趣味。虽然就拍摄一位老人最后的时光这个题材而言,说“趣味”二字似乎失之轻浮,但确实这部纪录片好看,充满了“人的味道”。在观看这部纪录片时,会让人五味杂陈:有对个人历史的唏嘘,有对生命衰败的悲哀,还有对南方日常的市井生活的会心一笑。不过这部作品还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两位作者的拍摄时间跨度是七年。

《我最后的秘密》的主人公是生活在“苏州一条粉墙黛瓦的老街上”的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历史是难以逃避的话题,而时间更以一览无遗的惨烈姿态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在这部纪录片的开头,这位老太太还精神矍铄,谈论自己的过去:“比大观园还要大”的家族产业,从“校花”到“体育皇后”再到文革中被打倒的“妖精”形象,还有终身悔恨的婚姻情事。有意思的是,在她略显夸张、沾沾自喜的叙述中,难免会让人觉得有点失真,这种“失真”越发显出这个老人性格的真实,老太太的自信心和生命力都丰富蓬勃。然而,转眼四年过去,当这位无儿无女的老太太卧床不起时,年岁的无情直接地呈现眼前;尽管一切都是情理之中,不过直面这种晚景的凄凉状况,仍足以让人震惊。

作为一部杰出的作品,除了对生命日趋衰竭的记录,这部影片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段人和人最真实和微妙的关系。在这部纪录片中,那个和老太太同吃同睡的六十多岁的保姆,和她伺候了十多年雇主同样重要。她有着最朴素的算计和善良。《我最后的秘密》基本上就是这“一主一仆”之间的日常戏剧,起先表现的舞台还能从厅堂到小院;随着老人的病情加重、她们冲突的舞台缩小到一张床上。摄影机越贴近私密的时空(作者越取得被拍摄者的信任,而两个被拍摄者的身体也越来越贴近)之后,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性就越显示出有趣和丰富。而毫无疑问,这对“主仆”之所以互相依存、又相互抵牾,只是围绕一个“钱”字。如果说影片中这两个老年女人的生活形成了一个近乎密闭的宇宙,那么“钱”(保姆的工资、老太太的遗产)就成了宇宙的中心。最有趣的一幕发生在老太太生病犯糊涂之际,保姆让她写下一张两万块钱的馈赠字条;为了确认可以得到这笔钱,这位六十来岁的乡下文盲开始向躺在床上的老太太学认字,每天学习一两个。

我最喜欢《我最后的秘密》的地方是在它对结尾的处理。两位作者并没有以老太太的死亡作为终结;而是——在精神好转的老太太正式写下将所有财产捐给学校,而老保姆仍没有确定可以得到这笔钱之后——两个人并排卧在床上四腕相交,玩“抬轿子”的游戏结束。人生到老的光景似乎让人瞥见儿童时代的影子。整部影片虽然始终在谈论谁能获得老太太的钱,但最终基调落在这种发乎于心、自然而然的人性温暖上。这让人觉得,在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生命多少总可以得到一点关怀。

再见 乌托邦

张培仁在访谈中讲,第一次看到崔健蒙着眼睛唱《一块红布》,抱着柱子在那里哭。在《再见  乌托邦》里看到这段,心里一下就热了。时代不再,然而确实曾经存在。我不是乐迷,不算热血青年,但那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歌,也恨不得抱着柱子哭一场。过几天盛志民导演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短了一点”。这不是意见,其实是常情:谁不想看到这帮人的更多画面、听到更多说话,最好,还有更多的演唱。但是,盛志民做得很收敛,视角冷静,手法稳健。130小时的素材剪成标准长度,的确会很困难,舍弃的过程估计就会很纠结。按他的话来说,他可是“和他们一起生活战斗过”的。

《再见  乌托邦》的出发点是早逝的歌手吴柯,结束于临时拍到的录音棚小弟小畅。相隔近20年的两代年轻人,在这部纪录片里作出了呼应,虽然这两条线索都并非那么密实,但这种呼应本身,还是令人感慨。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这部纪录片里令人感慨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尤其是何勇。看见他蹦达着微胖的身体站在唐山酒吧里唱“姑娘姑娘漂亮漂亮,警察警察带着手枪”;然后看到曾经穿水手服、唱垃圾场的他坐在高档餐厅里谈“在海边有个房子,养条狗,那样兴许可以写出好歌来”。这是一个当事者的变化。老崔坐在一张很雍容的椅子上侃侃而谈;张楚还在排练他的新歌《向日葵》;而窦唯声明现在不适合发言,一切以他的音乐和画面为准。这部电影里的受访者谈到了一些问题:商业化、网络化、以及摇滚乐从根本上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这些问题有大有小、有真有伪。

回顾中国摇滚乐的这二十年,《再见  乌托邦》也许是现在能看到的最好看的影像。但这个电影的意图并不是做完整记录,我觉得盛志民导演也希望把视野放的更深广一些。我问他发行的状况,他说只能是顺其自然,目前在各地做了大概四场公映。如果下一场在你的城市放映,是可以去看看的。

电影独立

1.
2001年9月末,我被羊子通知,作为南京代表,进京去当首届独立映像节的评委。那个时候,没当过评委、没到过北京、也没弄清楚什么是独立电影。因为是临近国庆,只买到一辆所谓加班车的火车票,没有空调,坐了22个小时才从南到北。然后被安排从早到晚12个小时,看各种纪录片、剧情片、实验片,整天昏昏沉沉,甚至落下了午后看片必睡的坏毛病。因为拍的人大都是刚刚拍片,又因为看得人大都是刚刚追看大师电影,没法比较,哄笑谩骂皆有。导致第二天或第三天,羊子跑到台上呼吁,请观众尊重导演,尤其请坐在前排的评委不要扔矿泉水瓶。那年评委里有沈阳的董冰峰等等各地观影会的友人,也有主办方之一《南方周末》的人士。最终投票评审时,内部起了冲突,记得好像主要是民间和媒体之间的,最终大奖给了一部纪录片。评委之外,有位《南方周末》的人士在外围愤然说,我去拿摄影机拍纪录片给你们看看!

2.
后来曹恺在南京开始做独立影像展,已经五年,每年活动,我基本都会生病,印象深的是第三届发烧,怎么也起不来。所以前三届基本没去张望一下。去年影像展完了之后病了两月,很怪。这两届做选片,成为张献民老师所谓的视力工作者。今年整体上送选的片子正真好看的不算多。但是单从视觉角度来看,影像素质却有了显著的进步,也就是众多导演对影像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场面控制上、基本技术上都有很一个普遍的进步。这个进步的局限在于,叙事技术的停滞,导致送选的相当一部分作品,毫无动力,无论是自我表达、还是社会描述,都显得有心无力。很多人说独立影像的纪录片优于剧情片,我的理解,大多是从这个角度来比较。纪录片不需要人为的虚构,而中国问题的丰富题材,恰好完全可以弥补目前剧情片孱弱的叙事和想象力。

3.
我挺同意董冰峰在总结会上说的“对独立电影的定义总怀有警惕”。我的理解是,反对标签式的独立电影。如果为地下而地下,是毫无意义的。我说,创作者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表达,不受官方的、主流的、商业的、甚至海外电影节的影响。但的确谈何容易,所以我也理解目前独立电影围绕着电影节在转的情形。我是这样感觉的:一是国内没有正常的传播渠道,二是导演都想要获得认可,三是他们得养下一部片子,的确都要依靠国际电影节。多数创作者肯定不能完全区分。玩票式的导演,或许可以完全的自我表达。但一旦确立了这种追求,电影节的途径似乎是必然的。

4.
这次影像展前几天,亚璇住在我这里,一方面给我看了她和奥乐的作品《前门前》,我非常喜欢,觉得看到了在中国做纪录片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种从容和凝视正合我的口味。另一方面,谈起独立影像,我说我不太关心独立影像,表示歉意。因为在我内心深处不太分辨电影的身份,好看的就是好看的。这么说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几天选片看下来,我起码看到了一个远较电视新闻、院线电影里更为真实的中国。去年虽然和一群导演去吃了路边摊,但没怎么聊。这次有两天和大家聊天,我觉得我喜欢一些拍独立影像的人,执着、诚恳。

5.
甘小二去年得了一个特别推荐奖,奖杯太重,上飞机前最后一夜住我家里,就把它存在我这,被我供奉起来。小二言必谈拍片,任何多余的消费与吃喝,在他眼里几乎都是罪恶。住在我家,一路感叹,恨不得把我房子卖了去拍电影。搞得我和泡泡几个月都不敢出去玩,一想消费,就念小二拍片之难,一时省了不少钱。今年和几个导演聊天,应亮、魏阿挺、耿军他们都挺好玩,尤其耿军谈东北的“穷欢乐”特别有意思,我也没有想到刁亦男喜欢侯麦和日本小说。改天贴一些这次我对几个印象深的片子的感想。

6.
这次选片小组有周浩,我还是挺喜欢他的《高三》,放《龙哥》这次错过了,虽然他谦逊说不好什么的。周浩主要负责看纪录片单元。当时他和另一个选片者董冰峰同学住在一起。有天,冰峰过来问我,你记得01年的事儿吗,有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后面大声说,我去拿摄影机拍纪录片给你们看看!三年就超过这些片子,什么的。我说记得啊,有这么回事。冰峰说,昨晚周浩跟我提起来了,那个人就是他。

7.
干嘛要有独立电影?张献民老师有个回答是:既然有金鸡,那么也该有独立。开幕那天,曹恺在大厅外面,碰到个过路的,估计是东南大学的老师,指着“第五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的牌子,质问:什么叫中国独立?!中国从来就没被殖民过嘛,最多是半殖民,谈不上独立这个词,联系到西藏、台湾,这个词用不得。曹恺无言以对,旁边听着的,只有笑。

董冰峰同学帮我更新博客

南京一周

印象中的南视觉美术馆一直是左靖坐镇,不知有新的负责人会是什么样?及至身临其境,才发现见惯北京巨大的厂房式展览空间和遍地开花的艺术家巨型工作室群,南方的几处艺术区和美术馆才显寒酸和小气,南视觉更是显得局促,再加上并无日常展览活动,院落得显得很是安静和冷清,于是心静。

到今天,有点像传奇的第5届独立电影节居然在一干人的努力下扎根南京,使人着实敬佩,也使我这种01年独立映像节的策划者显得惭愧;几位核心推动者的功绩和做事的韧性,足以使任何外来的不足为道者缄其口,但时至现在,独立电影节的核心价值距离01年的风光无限的首届独立映像节(二者并无任何联系)又做何参照和对比,这里只有我和张献民、卫西谛和意外中提出自己也是当年参与者和见证者的周浩是旧人;当年01年主力策划人中,杨超依旧导演,张亚璇入主798伊比利亚影像资料部,羊子开始拍摄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我则又回到了起点。

选片工作朴素简单,两台电视一新一旧,楼上看纪录片,周浩、沈晓平和张献民负责;楼下是剧情片,卫西谛、王方和我,曹恺上下穿插补缺;全天侯高强度工作,期间盒饭伺候,非常“国际化”,张献民戏称我等为“视力劳动者”;期间又有人说终审评委更“可怜”,每一来就禁闭在酒店房间,无任何机会与影展盛会和影迷等见面聚会,要知每次终审委员不乏大牌导演和著名演员等人士,去年的终审记的是娄烨和崔卫平等;

选片细节属于工作机密,不为外人道知,每整天剧情片看下来,感想甚多,dvd机也经常罢工,当天便看爆一台,更是罕见。

(ps,卫注:视力劳动真的很幸苦,每天八小时不间断的劳动下来,基本体力和脑力同时耗尽……)